孩儿他爹
是我讽刺了高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讽刺了我
大P 发表于 2006-12-15 18:30:24
昨天的古代汉语，一大帮人死乞白赖（si qi bai lie)地想从老师那儿套点题出来，居然有女生在课上娇嗔：“我基础很差的，给点范围啊，世说新语这么难翻译。”我们可爱而狡猾的老师顾左右而言他，接着，一来自上海市三女中的姑娘，非常生气的对老师说：“你要讲课就讲课，要将考试就讲考试，在这里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嘛，耽误人家时间！”然后就站起来走了，把我这个从育红班就开始跟老师对着干的革命前辈看傻了。
反正，不去上课总是不对的。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大P 发表于 2006-12-13 08:30:17
邹承鲁与30年前中国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
石希生（北京）
邹承鲁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等职。由于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化学结构与功能关系等方面的贡献，曾两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邹先生还十分关心科学道德问题。为在我国建立一套良好的科研规范，他不但就此提过很多建议、做过很多演讲、写过很多文章，还与许多违规者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邹承鲁是个干净、利落、非常厌恶口罗嗦的人，甚至年过八十之后，在讲课或演讲中也没有车轱辘话。但是，对于“不能自我夸张宣传”等几条简单而基本的科学道德规范，他却在不同场合，通过写文章、作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作了数不清多少次的阐发。谁让他奉行“知而不言是种罪”的人生态度，而中国则不断出现公然违背科学道德的丑闻呢？！
为了捍卫科学的尊严、建立良好的科研风气，邹承鲁不得不多次放下心爱的研究，与那些具有通天手腕或善于蛊惑人心的违规者进行针尖对麦芒的战斗。
就他的记忆所及，他批评的第一个对象是喧嚣一时的刘亚光。
刘亚光事件
现在，“刘亚光”这个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但在20多年前，算得上一位名人。此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幼年丧父，由哥哥和寡母拉扯大。196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然后供职于农林部检疫所，并于1972年底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他勤奋刻苦，头脑灵光，知道一些研究热点，但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学术根底很差，骄傲浮躁，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成果。这样一位并没有显赫背景、业务水平相当普通，又并不埋头苦干的人看来注定是要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但他却凭借一种特殊的本领，令自己一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妇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领就是“口才”。他不仅仅敢于撒谎、善于摆弄一般人听不太懂的新概念，还拥有一种仿佛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气概。他非常了解听众——对他而言主要是官员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们了解什么、需要什么、重视什么、欣赏什么。结果，几轮话一讲，那些科学素养较低的官员和文化名流就被“忽悠”得晕头转向，纷纷对这位“品格高尚”、“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创新能力非凡”、“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学阀”压制的“青年科学家”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给他帮忙，为他造势。这个势一直被造到最高层。然后，有中央领导人为他的事而下指示。即使那些指示只是原则性的，也会被他宣传成“中央领导支持刘亚光”。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他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应当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自1978年11月结识刘亚光以来，她不仅多次向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冯文彬等诸多中央领导和铁瑛(浙江省委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上书吹捧他，为他鸣冤叫屈(华国锋在杨沫的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参见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252页)，还为他写了《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日记的日记》等文章和书，热情地称颂他，树他为典型，为他打笔墨官司，帮刘亚光联系出版社出书、发表论文等就更不在话下。她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医学院在三天时间内，为刘亚光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
除宣扬、捏造自己的经历以投合当时的需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以很高明的方式拍马之外，刘亚光打动杨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要是其“科学突破”：他抓住这些老干部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既重视现代科学，又相信我国传统医学的心理，多次宣称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医药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所实验的那些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从而很轻易地博得了他们的支持。
但这一套却糊弄不了科学家。他们头脑冷静，不轻信任何宣传，对任何喜报都存着审慎的怀疑态度。在审查刘亚光的论文时，他们多次发现其论文缺乏科学性并提出了否定的意见。邹承鲁就是因一次专门鉴定刘亚光工作的会议而卷入此事的。
他本来并不认识刘亚光，只是因为曾公开说过应该重视把分子生物学用于医学研究，于是被刘亚光指名参加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出面主持、有50多位专家和科研人员参加的鉴定会(时为1978年1月25日)。但出乎刘亚光意料的是，在听完他的报告之后，邹承鲁不但没有对他表示支持，反而做出了远较其他专家尖锐的批评：
刘亚光的实验方法不能保证他的实验结果。问题在于缺乏严格的对照实验，例如酶实验，两种溶剂不同，实验温度不同，处理也不同，怎么能叫对照呢？这些在大学生化课都讲过，刘亚光却不懂……我赞成研究“生脉散”的作用机制，但像刘亚光这样的实验是否要继续做下去，还请有关单位慎重考虑。
迫于会议一边倒地否定其研究的形势，刘亚光不得不对邹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于是邹先生成为他心中最为可恨的“大学阀”。他把这些看法转告给杨沫。富有侠义心肠但缺乏科学常识的杨沫也不去听听专家的反面意见，而是以科学家的伯乐和力挽狂澜的左拉自居，不但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邹承鲁等人压制刘亚光的848号议案，还多次在报纸上不指名地批评邹先生———说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权威’”———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给这种“破坏科研事业的人”以“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
邹承鲁不肯示弱，他先是“在科协分组会上发言，并给浙江代表团写了信，对文学家杨沫同志不考虑三四十位专家意见的报道(指报告文学)以及祝捷同志给扣帽子的做法提出意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在《科学报》上发表题为《科学的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的文章，质问杨沫：“既然杨沫同志对于分子生物学也是内行，我希望杨沫同志给我指出，在哪些问题上我是假充内行、不懂装懂。”他最后得出结论：
总之，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以“首长批示”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争端，不能使谬误变成真理。苏联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伪科学对苏联生物科学造成严重后果，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这时，汪德昭、何祚庥、樊洪业等人也在《科学报》发表了《科学是非谁主沉浮》、《也谈生脉散》、《科学上的是非由谁来判定》等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和邹文基本一致，均明确表示应由科学同行而不能由文化名流和行政首长来判定科学问题的是非。他们的意见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1980年10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为此而打的报告上明确批示：
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老鬼前引书，第256页)
杨沫为了自己的声誉，还不肯退让。她继续给邓小平、王任重等写信。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反而在1983年的第六届人大会议上，丢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地位。刘亚光见在国内不再可能有出头之日，就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在杨沫帮助下，1982年11月24日，他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此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杨沫写信，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搭理杨沫。杨沫后来大概也有所醒悟，也不再提及这个人了。刘亚光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场。
这次论战，邹先生胜利了。可中国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当此事还在进行的时候，他又必须面对另一位更厉害的人物——牛满江。
牛满江事件
牛满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学校选派带工资去美国进修。但他1947年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没再回来，而是留在导师身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转到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5年之后，又应聘去了美国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坦普尔(Temple)大学生物系，并于1962年，也即51岁时晋升为教授。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对胚胎分化的诱导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声称癌细胞的生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细胞，反而会促进它们的生长。但不管怎么样，他声称这个结果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了一线曙光。他的亲友们也据此声称牛满江将获得诺贝尔奖。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将只是小菜一碟。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外实验也很成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重复他的操作之后，发现得不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派人去牛满江的实验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可回去之后，又得不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个负面结果报道了出来。1967年，曾长期随牛满江工作的希尔曼博士也发表文章说，在离开牛满江的实验室之后，她也不能重复以前的实验。可想而知，这些报道给牛满江的科学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牛满江随即向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湾某暑期科学讲习班讲课6周。进入科学落后的华人社会，已经年近花甲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儿的媒体：“1967年7月23日那天，台湾的各大报，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征信新闻》、《联合报》、《青年战士报》等，都在显著位置刊载了关于牛满江教授科研成果的长篇报道，还介绍了他的夫人的功劳。使用的大字标题十分醒目，如《癌症的挑战者牛满江》；《癌症不是绝症了，核酸可把病治好，牛满江实验收效，试管里溢出奇妙》加上副标题“震惊全世界声名大噪，获诺贝尔奖希望颇高”；《克制癌细胞，有了新发现，牛满江悉心试验，已接近成功边缘》；《十余年制‘癌’之战，牛满江成功的试验》；《癌症的克星》，副标题是《牛满江博士发现了RNA》。”(李佑华：《生命奥秘的探索者———牛满江》，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不久之后，他还得到了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的接见。更令他高兴的是，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华人教授一样，也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牛满江又想到内地来发展。他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联系，于当年夏天回到阔别了28年的祖国。作为中美关系解冻后首批探访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一样，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并被誉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1973年5月，他与美国驻华联络处首任主任布鲁斯(D.Bruce)同机到达北京，开始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动物研究所教授童第周合作开展科研，进而又被树为“中外科技交流的大典型”。
与中国最高层的频繁接触，使得各级政要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对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确实利用这个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访华，帮中国联系购买过一些仪器，替中国科学家争取一些资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这么多政治光环，而又喜欢在记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哄炒。在整个1970年代，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科学明星之一。除“美国教授”头衔外，他还被冠以“科学巨子”、“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世界著名大科学家”、“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核糖核酸之父”等称号。他与童第周教授于1973年合作发表的结果——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诱导双尾鳍金鱼发育成单尾鳍金鱼——虽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严重质疑，而且迄今无人能重复做出，仍被报道成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个经典的实验胚胎学家。尤其是在受“文革”冲击而扫了多年厕所之后，他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合作研究中，相关实验主要由牛满江设计。再加上用于注射的不纯的mRNA也由牛满江提供，所以整个工作也应主要由牛满江来负责)。对他的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国外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国际核酸会议上———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他们与作为主持人的牛满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第一个发难者是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逆转录酶的发现者巴尔的摩(D.Baltimore)。他断言高等生物的组织或细胞内没有逆转录酶，从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学家也对牛满江的论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内，发育的种子内出现了大豆蛋白；牛满江等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豆的mRNA被逆转录成了大豆的DNA———产生了怀疑。接着，在会议结束之后，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DNA测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尔伯特(W.Gilbert)也对牛满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牛满江是中国的李森科，要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引向歧途。牛满江的工作是炼金术，没有对比试验。”他的发言后来还被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上。
邹承鲁对牛满江的工作的看法与巴尔的摩、吉尔伯特等科学家是一致的。事实上，早在三个月之前，作为《中国科学》编委的他就已经与这位大人物发生了冲突。事情源于牛满江投来的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导肝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邹先生认为那篇文章错误百出，根本就没达到值得《中国科学》刊登的水准。可牛满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让国家科委主任批条，要求《中国科学》发表。《中国科学》总编、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不敢怠慢，赶紧放行。
邹承鲁觉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中国科学》的耻辱，他在公开场合对牛满江做了不少批评，还直接向国家科委主任进言。这时候，邹承鲁的一位朋友、发育生物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戴维森(E.Davidson)写来一封信，说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坏。邹承鲁就把牛的文章寄给他看，请他写了一篇评述牛满江论文的错误的文章，并把该文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严济慈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牛满江工作的负面意见，也想刊登，但在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没有发表。原来上级已经传话给他，不让发表该文。
邹承鲁非常生气，一面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牛满江，一面写了篇题为《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上。以下是文中两段文字：
……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我恳切地盼望我们的领导同志，我们新闻界的同志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务必要十分慎重，务必要事先广泛听取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千万不要轻率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发表评论等。
虽然没有只字提及牛满江等人，但这样的文字想必令他们十分不快，而邹先生也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但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学部委员增补中，拥有过硬成果的他还是被选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满江则一直都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固然跟实际操办这件事情的学部主任副主任们等委婉拒绝了上头有关“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予以调整”的指示、这次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有关(薛攀皋：《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载《炎黄春秋》，1999.11，34－37页)。
经过邹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科学家锲而不舍的批评，牛满江后来终于不怎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科学巨子”的身份活动了。到了1990年代，因为他多年不出成果，中国科学院给他的每年20万元研究资助也被停止。但直到最近，这个曾经的“典型”在某些小一点的城市、偏僻一点的地方还在继续活动，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刘亚光、牛满江事件之后，就科学道德问题，邹先生还对“水变油”、“特异功能”、“伪气功”、“核酸营养”、“克隆人体器官”等事件进行过公开的谴责，并发表了上百篇相关的文章或访谈。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细表了。
如何遏制学术腐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令邹承鲁深深体会到，在反对学术腐败方面，他所进行的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从实力上讲，虽然自己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从长时段看必将取得胜利；但骗子们之所以能够横行，往往是因为得到了权力的支持和有金钱铺路，他们常常能在短时段内风光无限。从利害关系上讲，虽然自己不愿意充当沉默的同谋犯，敢于站出来抵制一些邪恶势力，但这样的举动确实与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自己还要做科学工作，不可能把精力全部投到打假上面；而对方专业就是行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往往会倾尽全力以精心设计、努力经营，并不惜动用大量资本，打通所有关节，务求一击必中。事实上，不建立科学陪审团制度，不让科学家在专业问题上有更大的决定权，孤独的科学家是很难在这种打假活动中取得胜利的。从这个角度看，很多知道真相的科学家之所以不肯站出来说话，站出来说话的又之所以扳不倒那些骗子，都不难理解。
但邹承鲁并不气馁，而是设法在现有基础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真正能引发质的变化的，恐怕只能是进行规则和文化建设，提高民众的素养，改良中国的土壤。所以，他晚年把很多精力都投到了规则和文化建设上。
在这个方面，第一个重要工作是进行科学传播，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他知道，其实识别很多骗局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比如那些十全大补类的补药、能让水变成油的神奇物质、各式各样的永动机，违反的都是一些科学常识。中学的科学知识如果学得好，就能辨别出来。所以，他一方面倡导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学好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接受了很多次采访，还写过一些科普小册子，进行这类基本的科学知识的传播。
其二是约束科学工作者，提高大家的道德素养，促使他们更难做出不规范的行为。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981年就和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等三位学部委员一道，共同发起了关于《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倡议。10年之后，他又联合沈善炯、彭桓武、卢嘉锡等13位学部委员，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一文，对科学道德规范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并建议继续开展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随后，1993年时，他又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一文，建议国家科委制定“科学工作者道德规范”，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成立自己的科学道德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开展科学工作者道德问题的教育。这些建议逐步得到重视。他关于院士评选应当透明化、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材料应当在网上公示以接受公众的监督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机构的响应。
他还多次向科学工作者强调一条最低的道德底线：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
其三是告诫媒体从业人员一定要对民众负责，对媒体的信誉负责。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不要胡乱炒作所谓的重大科技新闻；另一方面，不要为了一点好处费或广告费把自己的良心丢掉，更不可以貌似论文的形式刊登软广告以欺骗读者。“拿着钱登假话、假新闻、假成果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些行政级别较高的媒体，尤其是科学类媒体更要注意，即使它们只登了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假新闻，也可能会被骗子们拿到各地的小媒体转载，用来骗遍全省、全国。
其四是希望行政领导少干涉科学内部的事。他认为，政治和科学应当分离，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学、技术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或有关制度，但不宜随便批条子，越俎代庖替科学共同体决定该向哪个具体的项目投钱、该支持哪一个具体的科学家、该登谁的论文，以及哪一类研究不该做、哪一些人不该批评、哪一些争鸣性的学术论文不该出版，等等。科学技术中的具体问题应当由专业的科学技术专家来评审。领导干部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具体的科学问题，他们不宜替科学共同体做决断。邹承鲁多次陈述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些仅有媒体炒作，而没有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正式学术论文的东西是不值得关注的。某些人在一些缺乏学术声誉的或者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重大成果”，或者自费把那些“成果”印成书出版，这些都不能算数。必须首先拿出通过正规学术杂志审稿的站得住脚的证据出来，否则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成果不是宣布出来的，典型不是树立起来的。只有做了踏踏实实的工作，接受了认认真真的检验之后，结果才能自动升为成果，相关人员才能自然被视为典型。
其五是希望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邹先生对美国的有关做法非常欣赏。他们设有专门的科研道德管理机构，拥有为数不少的学术诚信官员，专门处理各种针对学术不端的投诉和指控。一旦接到投诉并查明属实，不管被投诉人所处的机构有多显赫，其个人地位有多高，也一样会被认真查处。不像我们国家，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查处起来就非常困难，后面总是会有一些机构以各种名义捂着、护着，更遑论那些得到了高级领导人的支持、被树为典型的人了。即使那些人并没有能够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被人费尽艰辛揭露了出来，由于背后那个深厚的人脉网络，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经过邹承鲁和其他人士持续不断地呼吁，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等条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等也已经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可以说投诉已经初步有门了。但仅有这些东西还是很不够的。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它们仍然很难对学术腐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只有设计了良好的制约手段，并不屈不挠地严格行使它，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行为。
昨天中午在老巷吃饭，倒霉的我又看到了上个礼拜的南周，一篇文章矛头对准了八月的上文：
牛满江： 执著的追求卓著的贡献
郑世厅(北京)
编者按：牛满江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是国人记忆犹新的爱国科学家。今年8月，本报曾发表一篇涉及牛满江教授的来稿，本版责任编辑未向牛教授方面核实相关内容，给牛教授的名誉带来负面影响，这里谨向牛教授表示诚挚的歉意，并刊发这篇由牛教授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牛满江教授是美国坦普尔大学终身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半个世纪以来，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密切关注。牛教授以 RNA(mRNA)为中心开展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Science”、“PNAS”等世界著名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 80多篇，荣获美国古根海姆奖和利利学术奖。通过总结归纳，他逐渐建立了一种新学说———“外基因学说”。
一个新理论的形成，需要长期系统的研究过程，一般说来，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新理论在开始时并不总是能为人们所理解。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可获得以前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数据，可以说，牛教授的“外基因学说”经住了历史的检验，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同和支持。近年来开始的RNA研究热，为牛教授的“外基因学说”提供了大量研究证据，进一步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南方周末》往事版8月份发表的石希生的文章，对牛满江教授的工作存在多处误解。为使读者了解牛教授，这里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
牛满江教授现状
从1973年开始，牛满江教授每年来华。在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牛满江实验室工作8个月。牛满江教授为实现自己对中国几代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会见时的承诺，每天在实验室工作8小时以上，周六、周日也不休息。2005年4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了牛教授，报道了他来华工作的成绩。2005年7月《科学时报》首席记者王静发表长文，报道了牛教授近期的工作情况。
中央领导人、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对牛教授的工作和生活极为关心。2002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会见牛教授夫妇，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副部长邓楠参加了会见。当李岚清副总理知道牛教授在华工作住房和实验室费用有时需要动用个人养老金补贴时，非常不安。为此，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达成共识，从 2002年起恢复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支付牛教授在华工作 20万元的补贴费用，实验室也不再收取任何费用，几年前对牛教授待遇所出现的“人为干扰”解决了。
2006年6月29日，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北京钓鱼台会见了牛教授及夫人张葆英教授，对国家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牛教授每年招收2－3名博士生作了安排，目前正在申报成立牛满江博士后流动站。对牛教授作这样特殊的安排，惟一的解释是牛教授从事的科研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要让他所“创建的外基因学说，后继有人，对世界乃至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卓著的科学贡献：外基因学说的建立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是生物科学的历史性突破。此后施培曼及曼尔德提出背唇(后被命名为“施培曼中心”)诱导第二个体的形成，轰动了生物学界。促使第二个体形成的是施培曼中心的什么物质呢？各国科学家争相讨论。直到1953年，牛满江教授以原创性的实验结果提出，mRNA是该中心发挥功能的物质，到1960年证明了mRNA具有特殊功能。牛满江的名字被收入美国科学名人录及世界名人录。197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牛教授为该院院士。
牛教授用牛肝RNA处理癌病细胞，实验培养 RNA处理及未做处理的癌细胞，发现只有经RNA处理的癌细胞能合成牛肝白蛋白。说明RNA将癌细胞的特性改成具有牛肝RNA的功能，这是首次看到RNA 具有改变细胞的功能。同时将处理及未经处理的细胞注入小鼠大腿，两月后，将腿切下，固定切片，在显微镜下观看，发现细胞中几乎没有分裂细胞(即失去了癌细胞功能)，可以说RNA改变体外培养癌细胞(正常细胞)。实验在体外获得成功，但牛教授不是医生，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研究成果用于临床，如何用RNA治疗癌症尚需要医学科学家做进一步研究。
卵细胞的发育由核与质相互影响获得个体，卵细胞质内的不同成分，相当于基因产物，mRNA即储存于细胞质内。牛教授分别用多种实验证明，不同细胞质 (mRNA)分别促使卵子发育成个体，具有不同器官。为证明金鱼卵中mRNA的功能，他将鲫鱼卵mRNA及3 组对照分别注入金鱼受精卵中，发育成鱼的尾巴由金鱼四叶改变为鲫鱼两叶叉型(33％，对照少于3％)；反过来，注射金鱼卵mRNA到鲫鱼受精卵，鲫鱼尾并没有变异(金鱼尾是隐性，鲫鱼是显性)，结果我们发现显性基因修补隐性基因，同样在植物菌类中如面包酶，显性基因mRNA修补隐性基因(突变种)，代代相传，合乎孟德尔定律，所以在动、植物中创建了mRNA修补突变种及隐性基因。值得说明的是DNA改变的面包酶，不能传代(不符合孟氏定律)。
继研究卵内mRNA的功能后，牛教授又将兔血红蛋白mRNA注入金鱼受精卵内(并与未注入者作对照)，成鱼中只有注入兔血红蛋白mRNA的金鱼的红血球内含有兔的血红蛋白，从这些鱼的红血球内分析乳酸脱氧酶，发现它是兔与金鱼的杂交型。这项结果让牛教授发现：(1)金鱼卵内有与兔血红蛋白同源的 mRNA；(2)mRNA具有DNA基因的功能，故名为外基因(Epigene)；(3)外基因功能作为产生转基因动植物的新方法。
牛教授的科研自1950年到2000年，第一个重要发现是mRNA是施培曼中心功能的物质(分化因子)。为证明它是卵发育的因子，首先证明卵中有器官形成的 mRNA，牛教授的研究生博士后在1960年代解答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又证明卵内mRNA与外源器官mRNA具有同样外基因功能。
为了解卵mRNA功能的机理，牛教授首先证明金鱼卵内具有一种酶(RT，逆转录酶)，并把它纯化，发现与其他RT不同。当兔血红蛋白mRNA注入去核金鱼卵， RT催化mRNA转录DNA(cDNA)。转录的cDNA在受精卵发育的分裂期，回归细胞核，同时激活分裂期卵DNA不转录mRNA的基因，使它产生引诱分化的mRNA。这项mRNA(外基因)促使卵发育成鱼的器官。因此为生命科学解答了一个问题，外基因(mRNA)是卵发育的模版。
近年来，有关课题组根据牛教授的外基因理论，对糖尿病的治疗已取得重要进展，希望尽快获得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对转基因玉米，已有美国及中国的专利，为进一步获得可口、富有营养价值的新品种而努力工作。牛教授的研究是系统的，实验设计是严密的，所得的结论及推广皆以充分的实验数据为根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推进中美学术交流，促进国内科研发展
牛教授来华33年，每年都要参加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今年他收到温家宝总理签发的邀请函，心里很不平静，在石希生文章误导下，一些人对他产生了误解，但国家没有忘记他。更让他激动不已的是，国庆节前他收到中国外交部要他参加外交部国庆招待会的请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外交部举办的招待会。“邓小平走了”，邓小平说过的话还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欢迎你每年来中国工作”，面对此情此境，牛教授感动地流泪了，他想起很多往事。
年岁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乒乓外交”的故事。1973年，周总理接见牛满江教授，成为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领导人打出的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王牌。中国要发展，就要与发达国家交流，牛教授为中美科技交流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美国布什总统也曾多次接见过牛教授，并把代表家族荣誉的全金制作的领带夹和胸花送给牛满江夫妇，以感谢他为中美交流所作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推动中美科技交流的过程中，和牛教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77年邓小平复出，8月17日首次接见的外宾，就是牛满江夫妇。邓小平谈到了中美科技交流，谈到了两岸文化往来、统一大业，谈到了牛满江的工作。谈到高兴处，邓小平提出“以茶代酒”，跟牛教授干杯。1979年1月29日至3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牛教授建议坦普尔大学向邓小平授衔以示敬意。狄克逊董事长致词称赞说“向邓小平颁发名誉博士学位，是因为他勇敢地坚强地寻求一个强大、繁荣和正义的中国”，牛教授把英文译成汉语，并为邓小平戴上博士帽。这一事件轰动了全美，加强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在推动中美学术交流方面，牛教授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做了很多具体而实际的工作。如：为协助中科院筹建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向洛氏基金会及联合国筹集资金(先后获得资助数百万美元)；帮助发育所在美培训科研人才(先后几十人次)；装备国内实验室，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及试剂；和国内科学家(童第周)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把先进的实验技术引进国内；介绍国外科学家到中国合作；安排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举行等。
牛教授在国内被98个学术科研单位或企业聘为名誉教授或顾问。值得一提的是牛教授曾协助南开大学、福建师大、湖南医大及西北大学筹建现代化的研究机构；使南开大学与坦普尔大学成为姐妹学校，促成天津市和费城结成姐妹友好城市。鉴于牛教授在京与童第周教授的合作成果，以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两国学术交流所作的大量工作，继周恩来、邓小平之后，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接见了牛教授，充分肯定了他的卓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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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很乱，我也这感觉，然后上豆瓣，搜百度，找维基，先是发现南周仅存的读者中还是有人关心这事儿的。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23292/，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26739/
大家基本倾向支持挺邹那篇， 我也是，讨厌第二篇把那么多领导搬来说事儿，从周恩来到胡锦涛。但感情上，我希望第二篇对。
第一篇错，第二篇对，那叫更正，叫有错即改；第一篇对，第二篇错，该叫什么呢？
以前我基本上是在抱怨南周的软，南州的不敢说话，不过就像上面邹承鲁说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即便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戳穿假话，或者无法说出真话，或者可以选择不说话，但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不主动用假话去邀功请赏，去谋财害命。” 该守住的底线，南周还是在守着的（说实话最近一两年没看过的期数居多，很可能说得不对），以后呢？
这年头，如此的事件，不会搞不清楚，即便今天搞不清楚，明天后天一定会的，现在的南周究竟如何，究竟何堪，我有机会知道了。牛满江爷爷，这个贡献算您老人家的。
不过不管最后怎么着，南周都是受委屈的，不该怪她，我觉着。
无政府主义（转）
大P 发表于 2006-12-05 11:52:33
像其他政治哲学思想一样，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和流派。
词源
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所以被翻译成中文时，根据这一最基本的特征译成“无政府主义”。也有文献音译为“安那琪主义”。
基本理念
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人类社会存在数千年的等级制度是不合理的。
任何权威机构和个人，譬如政府、教会、政治首脑，都没有必要存在，而且他们的存在阻碍着人类进步。在等级制度下出现的权威和精英们拥有权力，而权力具有天生的腐败性质，拥有权力的人会关注于如何维持扩展自身获得的权力，而非被此权力影响和统治的人的利益。作为典型等级制度中权威机构的政府，会拥有替其属民作出裁决的权力，这就意味着个人的自由被无限的缩减。同时，大部分人在服从和期望由权威和精英组成的政府的选择，而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和自我选择的权力。
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群体在各个方面具备自助结合和合作的能力，所以相信社会不需要统治者和集权制度，人们可以通过互相协作各自的权力构成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构成自愿互助关系；此时权力不是等级制度的，而是网状结构的，被自主结合的社群和个人所共有。
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运动希望建立自愿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代替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些哲学用“无政府制”指代一个基于个体自愿相互作用的社会，且每个个体都有自由（特指政治自由）。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不提倡混乱和社会失范，“无政府制”在这里被用来指代一种人类故意确立并保持的社会关系。
通常无政府主义被认为是消极的，因为它反对被强迫加诸自身的权力，反对现行权威。但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视角说明一个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社会将怎样运行。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体系有相当可观的变种，它们在某些领域观点相异，比如是否使用暴力实现无政府主义，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否反对社会等级和不平等财富分配存在，工业制度和环境孰轻孰重，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什么社会定位。这中间的分歧之大使历史上一些特定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其它一些他们不赞同的流派是无政府主义。
历史
无政府主义先驱
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的狩猎时代，人类主要自发的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政府和国家，只有小规模的财富积累和劳动分工，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这被叫做“原始无政府状态”。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把古代中国的道教作为最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来源。同样，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芝诺，还有阿瑞斯提普斯，他说智者不应该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之后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包括12世纪的Stregheria、中世纪的自由人、再洗礼派教徒、掘地者和激进者（Ranters），也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
最早的“无政府”的使用出现在前467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七雄大战底比斯》。其中，安提戈涅公主的哥哥坡利内西参与攻打底比斯，统治者因此禁止埋葬坡利内西的尸体作为惩罚，安提歌尼公开拒绝接受禁令，说“就算没有别人来，我也要自己埋葬他，并独自承担埋葬我的亲兄弟所带来的危险。对这种挑衅对抗城市统治者的无政府行为，我并不羞耻（''ekhous apiston tênd anarkhian polei''）。”
古希腊也被西方认为是首创了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作出了这一贡献，他被克鲁泡特金称为“古希腊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诠释者”。按克鲁泡特金的总结，芝诺“批判了国家万能、干涉和管制，并提出了个人的道德法则的重要”。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之内，芝诺无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张和政府论相对，后者的代表性表述为柏拉图共和政体和乌托邦。芝诺提出尽管人有自卫本能，这让人变得利己主义，自然也相应的赋予了人类另一本能——社会性。像一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相信如果人们按照本能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不需要寺庙和公共偶像崇拜，也不用钱（赠品经济代替交换）。年代久远，我们只是通过引文支离破碎地了解齐诺的信仰。
16世纪欧洲的再洗礼派教徒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宗教先驱。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认为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以这个前提他们到达了共产主义……”。小说《Q》则描述了这一活动及其革命性的意识形态。1548年，埃蒂安·德拉博埃蒂写了The Politics of Obedience: The Discourse of Voluntary Servitude ，一篇探究人们服从统治者的文章。17世纪，掘地者中的Gerrard Winstanley则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提倡公社所有制、以小块耕地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驱。
现代无政府主义
第一篇明确提出没有政府的文章是埃德蒙·伯克的《为自然社会而辩护 》(1756年），他还匿名写过其他一些文章，但他声称那都是讽刺文学。尽管如此，一些学者怀疑怀疑伯克的声明是由于详尽论述的论点和文章的严肃性。1793年 威廉·戈德温出版了《对政治正义的评论 》，其中他借批评政府发表他的自由社会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是首次无政府主义论述，把戈德温称作“无政府哲学的创立者”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godwin/。除了出于个人在面对外来侵犯时会自发联合，戈德温反对其它任何有组织的个人劳动合作，认为这会妨碍善行，他甚至反对管弦乐团。他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支持个人私有产权，并定义它为一种“帝权，使每个人有通过勤劳获取产出的资格”。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什么是财产？ 》的作者，在1840年成为第一个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反对集体主义支持私有产权和基于劳动交换的市场经济。尽管普鲁东被广泛认为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不求消灭政府，只希望政府最小化：“……警察制度、可改进的和压力的官僚作风、课税等等要被减至最少……”。约书亚·沃伦，一个和普鲁东同时代的人，创造了和普鲁东哲学本质相同的个人主义哲学，但他反对政府的存在。他一直来著述和实践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经济体系，并建立了一套以“劳动币”为媒介的流通系统，后来普鲁东提出一种相近的经济体制，并称为互助主义。很多人认为沃伦在1833年开始建立和编辑期刊，称作《和平革命者》，这是第一个无政府主义期刊。沃伦开创了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传统，普鲁东由于之后对本杰明·塔克的影响也很有影响力。
个人主义者，更多的从马克斯·斯特纳的著作获取养分，要求对个人自由的最大限度尊重。当有些个人主义者试图用自然法则来评判个人主义，斯特纳的“利己主义”坚持自利是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坚定的支持个人主权、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尽管他们反对雇主减薪增加利益、利益驱动，而且最反对买卖租售无人居住和未被使用过的土地。
自由主义者经常被君主制主义者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不要求取消国家，他们还是在宣传一个最小化的政府、个人权力和人们评判政府的责任，这都是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根基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法律 》（1849年）是一个反中央经济统治的自由主义小册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明显无的政府资本主义先驱是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他在《社会产品》中写了一篇关于私人防御机构的段落。这是第一次对解决无政府状态下安全问题的尝试，之前的思想家普遍认为无政府状态会使人性迅速改变，他们声称有个人公正就足够了，还有的简单带过不提。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思想曾通过亨利·戴维·梭罗（不合作主义）、约书亚·沃伦和本杰明·塔克的声音表达出来。塔克类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受赫伯特·斯宾塞和马克斯·斯特纳影响较深。
19世纪，无政府集体主义者理论家们，像米哈依尔·亚力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像彼得·克鲁泡特金，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批判资本主义，无政府注意用对政府的批评构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强调社会环境中用公社形式保存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指出工人用于生产创造的自我管理的机构的重要作用。国际工人联盟（IWA）在成立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团体的联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者的共同目标是消除国家的存在，共同的政治敌人是保守派和右翼势力。但两者相互批评，天生的分歧终于具体演化为代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米哈依尔·巴枯宁和卡尔·马克思本人的争议。马克思希望用等级结构来管理这个组织，选举产生领导。巴枯宁憎恶这个想法，预测如果一个在马克思旗下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他们会和他们反抗的统治阶级一样糟。尽管如此，米哈依尔·巴枯宁还是看到了无产阶级反抗压迫推翻统治阶级的需要，他预测在将来的革命时期民主的工人委员会会出现并完成他们的任务。在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 (1872)投票逐出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
普鲁东和巴枯宁在一些场合表达了不被大多数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的看法。普鲁东有些男性沙文主义倾向并反犹, 巴枯宁终身认为犹太人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称犹太人为 “有机的集体寄生物”。 许多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忽视此类父权和种族主义的论调，只从两人那里总结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他由《进化论》发展而来的理论，他认为进化中互助比竞争更基础、更重要，高级的物种因为具有更高的互助性而所以高级，他把这些理论在1897年写成一本《互助：进化要素》的书。
一些当时的革命者鼓励使用暴力，比如制造爆炸、暗杀国家元首，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然而，这些行为被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了适为其反或者无效的。
在那19世纪晚期，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工业化形式的“自由共产主义”发展壮大，强调工人行动，尤其是总罢工，作为达成无政府主义的总策略，而且提出建立“保障老年人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与维基
无政府主义者们把维基方式的合作创作看作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充分体现和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社群理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可以确定，维基最重要特征之一--开放性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仰。
但许多维基组织声明自己并不是为了实践无政府主义而存在的。
出于中立性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在Wikipedia:不适合维基百科的文章中，维基百科明文说明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测试场地。
另：以上转自百度知道，但显然他们也是从维基转过来的
唵嘛呢叭咪吽
大P 发表于 2006-12-04 00:29:08
靠，不知不觉又反动了。
唵嘛呢叭咪吽，给所有为生计奔波的人。
出生
大P 发表于 2006-11-29 03:03:35
这么晚了，我补作业补得很high，胡志辉老师让大家写自传，11月11日前交，截止到现在，就写了这么多。关于那传奇般的出生，我已经喋喋不休祥林嫂般地向很多人唠叨过了，但是下次我再说的时候，谁也不许说已经听过，那多不给我面子啊对吧。
八十年代的某天，午时某刻，邯郸市妇幼保健医院，经过3天的痛苦挣扎，我终于完整地从我妈妈的子宫里钻了出来，准确地说，我是被一种助产工具吸出来的。对于我的出生，当时在场的人现在还都能生动描述出一些情景来，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医生（或者护士）从产房跑出来，在走廊里大喊，孩子爸呢？满头大汗的孩子爸和全家人马上围拢过来，
“要大人要孩子？”
我爸愣愣地说，“都要，都要！”
其实痛苦挣扎了三天的的不是我，是我妈，她在我磕磕绊绊地落地后昏睡了三天。但之后我就惨了，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脐带勒着我的脖子让我没办法呼吸，脸色被憋得很难看，这叫“脐带绕颈”，再加上小脑袋被那个助产的东西吸得变了形，我基本上是顶着一个紫茄子而不是用哭声宣告了自己的降生。
医生都知道，新生儿不会哭是很危险的，拎着我的腿打也没用，他们就把我泡到温水里，模仿母体的环境，这招很有效，一声响亮的啼哭，我正式投胎成人，然后就得了一种叫“吸入式肺炎”的病（我姥姥说的），身上找不到血管，只好在脑门上扎针。为了巩固成果，医生还给我注射了强心针，那玩意儿是直接打进心脏里的，我脆弱的小心脏竟然还迎接过冰冷的针头，想想挺有趣。
我妈个子小，而我很大，八斤多，医生把我放进那种透明的保育箱里，那里面基本上都是不足月的早产儿，我又黑又肥又牛逼一定把他们都吓尿床了。
看到我刚出生那副惨样，全家人都没对我抱太大希望，他们都担心我是个傻子或者别的什么。事实上，基本正常的我还是有些后遗症留下的，比如三岁半就戴上了眼镜，弱视，学了文化后我明白这是二产程长的后果，还有那种八十年代用的强心针，引起了我左胸肌肉或者脂肪组织的异常，现在那儿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浅坑，甚至可以直接看到皮肤随脏跳动的起伏。还好不是个女生，别人和自己都不会太在意这个地方。
真的需要感谢那些认真负责，“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切病人”的医生护士们，如果生在今天，不知我和妈妈会怎么样。
麦克卢汉，麦克·乔丹，麦克·欧文，麦克·杰克逊……
大P 发表于 2006-11-29 00:51:04
昨天睡觉前看到黄健翔又和南周掐起来了，于是钻进被窝后我抄起了上个礼拜买了就被扔在一边的这份大报。最长的那篇看起来乱七八糟的没什么结构，但基本还凑合，毕竟写黄健翔的南周已经不是02年写三峡更不是01年写希望工程的南周了。但读到那篇访谈时，我还是在这儿被逗笑了：
黄健翔：我本来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帽子只有一个脑袋能戴进去。一个人红了，会有很多人眼红。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不要指望得到公众的宽容。这是麦克·斯马克的传记上写的。知道麦克·斯马克吗？是打网球还是打桌球的。
记者：哦……是不是搞传播的？(联想到了麦克卢汉)
这括号是记者自己加上的，也不能怪她，能一竿子支到加拿大，想到麦克卢汉，说明人家至少看过传播学。
不过黄健翔后来说，自己说的是麦克·舒马赫，呵呵，这世界上叫麦克的还真多。